192X年，我一（徐志摩）
我听到了蝉鸣，小虾米那神秘的钟疾速运转的声音，然后，蝉鸣变成笃笃的声音，象小虾米说的啄木鸟啄木的声音，也象小虾米没说的老和尚敲木鱼的声音，再然后，又是一片蝉鸣了。这回是真实的蝉鸣，鸣得是那么绿，那么漫山遍野，满街满巷，把夏天鸣成秋天，然后转一圈，就象钟的转动那样，再鸣出夏天来。
我离开人间后，听到看到的比我在人间的时候更多，多得多。关于我的说法就象那蝉鸣，漫山遍野，满街满巷。上百年后，仍然此起彼伏，无穷无尽。有赞叹，有忌妒（我都走了，那又何必呢？），有谩骂，有向往。无论是视我为现代诗圣的，还是视我为现代人渣的，都说，我这一生是遭天妒的（注意，这样子说是要遭天谴的。天要妒人？说笑了。小心折寿噢），他们纷纷总结说：徐志摩短暂的一生遭遇了三大贵人，四大美女，破坏了两大规矩。
我们倒过来解释一下：我破坏的两大规矩，一是破坏了不离婚的规矩，中华几千年哪有过这个。其次是破坏了不夺人妻的规矩。我再加一条，我还破坏了不得占领人妻之心的规矩。
至于四大美女，有点偷换概念，但大体上差不多。其实应该说徐志摩遭遇了四大美女中的两位。许多人说民国有四大美女，即林徽因，陆小曼，阮玲玉，周璇。我有个内部的评语，只跟小曼说过。我说：阮玲玉妙艳，周璇俏丽，林徽因淡雅，陆小曼狐媚。当时，小曼给了我一记头塌（上海话：用手掌打脑袋）。还真把我打得有点找不到北。说实在的，有点过分有点重。我说：OKOK，不是狐媚，是妖媚。她就追着我，当时她正在画画，她抓起那支毛笔，还在砚台里特意蘸饱了墨，举着墨笔追我。结果我成了花脸，她也成了花脸，因为成为花脸的我用花脸去贴那鲜花般的脸。说起来，实在是有失诗人和画家的体统。我知道，我死后，她花了很多精力整理我的遗稿遗言，偏偏没有把我这四个金句整理出来。估计她想了半天，也想不好，狐媚固然不好，妖媚却也不佳。她却没有想到还有娇媚两个字。其实，我称她为“眉”，还真是出自“媚”，女儿若娇媚，活色便生香。只是我不曾对她点破过这个出处。而已。
至于四大才女。有的人把凌淑华放到以张爱玲为首的民国四大才女之列，有些牵强，虽然淑华确实有才，才还不小。再说了，我跟淑华虽然亲密，但止于文字。我跟她通了两个月的信不假，但，我不说了，伤人的，伤她的。我不想伤她，更不能说她仅仅是我的临时寄托。还有一位，就是我的所谓原配夫人，被我父亲视为终身儿媳的张幼仪。这就更勉为其难了。幼仪确实有才，但跟张爱玲、萧红她们的才不一样，张爱玲们是文才，传统上说的才子才女那个才。幼仪的才是发家致富那种。她开不裹脚之先，后来领导了上海女子银行。更偏于当今说的女强人那边。这也是才，但是跟财同音。虽然不止于财。
至于三大贵人，指的是胡适、梁启超和泰戈尔。胡适大家都知道，新文化运动的泰山北斗级人物。梁启超大家也都知道，是清末维新中最着名的对子人物康梁之一。
这里我要说的是洋人泰戈尔，印度大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还甚是年轻的年代，他是夺得了这项最高文学奖而名扬全球的几乎唯一的非西方人。
我喜欢泰戈尔的诗，徽徽更是特别喜欢他。所以其实我找他邀请他来跟他纠缠不清都有一种叵测在内。不那么纯洁，我承认。这导致，我在跟徽徽渐行渐远之后难得的辉煌（我说的是两性关系那种幸福的辉煌），都跟这位大诗人相关。
伦敦和康桥是一切幸福的起点。至少我那时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有你，徽徽，因为有了你，徽徽。那河，那船，那篙，那波，那闺房中幽暗的灯光，那原野，那晚霞中的牛群羊群，那杂着教学大楼灯火的星光和夜空，都是那么的美那么的浪漫，雪莱、拜伦、海涅，都拥在我们的周围，絮絮叨叨的。而我，有你，在我对面，在我怀里（请不要过度解读），在我的唇边（同上），在我的脑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你没有说非我不嫁，但你那抵着我的胸口青青（不是错别字）跳动的心说了，你在我脖子边上呼出的小小的暖暖的气息说了。我是说了非你不娶的，我不光是用嘴说的，我用的是我的全身，当然包括心和脑，还有全身的血液。
还有，就是用我的行动。不要以为我的行动是盲目的，是冲动的。我当然知道我面临的是什么，不仅是父亲的冷眼，更会有铺天盖地的谴责。全中国的。可是我做了，在柏林，幼仪在离婚合约上签下字后，我西式地拥抱了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西式地拥抱她（床第上那种不是西式也不是中式的，那只是“人”的，被人称为“人道”的。不是有人把生不了孩子说成是不能人道吗？），而且是热烈的。把她抱出眼泪来的那种。后来我想，我拥抱的是我的过去，或者说是我的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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