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行业内又开始进行压缩整合，导致大批工人改产、转产。
工人们放弃原有岗位，最多的去向，就是到电子器件厂。
这种恶劣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初期。
京城工艺美术行业才得以久旱逢甘雨，重新又受到重视，开始肩负创汇任务恢复出口生产。
但许多行业和厂家已经造成了严重人才流失，甚至出现了“人亡艺绝”的现象，实在难以再恢复如初了。
就比如“蜻蜓贾”的玉蜻蜓已经失传。
再比如象牙雕刻的“笔洗”和景泰蓝业的“海棠瓶”，也几乎没有人会做了。
但这还不算什么。
最最关键的是，在工艺美术行业各自凭着手工技艺，承担着与现代化工业工厂相同的税负时。
由于工艺品出口体制的垄断性，生产厂家不准自行销售产品，还导致工贸双方的矛盾十分严重。
负责购销的外贸单位，为多创上交利润，居然死命的卡供货单位的脖子，给价给得实在太低。
比如说京城工艺美术工厂于1972 年生产的多种原料、多种工艺相结合产品《神鹿宝车樽》。厂方定价一万一千元，但外贸收购只开价六千元。
后多次进行洽谈，厂方要求至少给八千元。
价格还没议定就送至花城出口产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
最终实售两万七千元，外贸这才开收购单。
这还像话嘛！
所以就因为这种讨价还价互相扯皮现象非常严重，才造成厂家对同一件高档产品，不得不定出两个价格标准。
但即便这样，企业往往连最低价格也达不到。
如1973 年春季广交会景泰蓝的《万花罐》、《梅花罐》。
厂家按成本加适当利润定价每对三百元，而外贸只肯给二百元。
当即就造成新开发的产品“即开即赔”。
而外贸却在交易会上标价每对六百元，顺利卖给了外商，得到了大批量的订货。
想想看吧，这种购销模式下，又怎么能让工艺美术品行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呢？
甚至外贸为了省事儿，他们还拒收传统题材的作品。
弄得许多工厂诚惶诚恐。
结果1978 年春季广交会上售出了京城玉器厂过去生产的传统作品——翡翠《花熏》。
居然卖出了七十万元的高价，相当于出口两万五千辆国产自行车或十九万只京城白鸭。
所以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肥了过手就拿钱的外贸，苦了辛辛苦苦耍手艺的生产厂家。
严苛程度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
说一件事就能明白的差不多了。
就比如前英国首相邱吉尔之孙小邱吉尔，1973 年到京城工艺美术工厂参观时，对一件景泰蓝新产品大瓶异常喜爱。
他当即对陪同参观的人要求购买这个大瓶。
但厂方说不能卖，小邱吉尔很不理解，说“你们厂自己生产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能出售？”
厂方则以新开发的产品是展品不能卖做解释。
小邱吉尔说“新产品也是产品，工厂开工生产产品难道不是为了赚钱吗？你们说多少钱我付还不可以吗？”
厂方又再三婉拒，但小邱吉尔是非要买不可。
无奈，厂家最后只好向上级公司请示。上级公司又向其上级请示。
小邱吉尔从下午一点一直等到四点多钟，工厂临近下班，才得到可以出售这件产品的指示。而这件约一米高的景泰蓝大瓶产品完全没有包装。
最后小邱吉尔只好自己亲自用肩膀扛走了，但他一再对工厂表示感谢。
哪怕改革开放后，一些对外宾开放的工厂被准许设立小卖部了，但这种情况也依然没能好转多少。
因为虽然厂家只出售本厂自产加工的产品，但也要由商业部门派人到小卖部任售货员，不能直接走厂家的账。
凡出售的产品，要先走商业的账，算是从工厂提出货，商业进了货，这才算符合手续。
所以，当宁卫民和乔万林来到其他的工艺美术厂家时。
他们所面对的景象就是这些创汇大户们，普遍把日子过得精穷。
没办法啊，交的多，留的少，自然就造成了家底薄，资金少，包袱重的局面。
为了手里能有点活钱，这些厂子真的没办法，不仰外贸部门和商业部门的鼻息。
另外在生产上，因为太吃亏，厂家们也不爱做高端精品了。
这很正常，白费力气赔本赚吆喝的事儿谁爱干啊？
何况厂里没钱，就没有能力投重资花时间培养接班人，研究开发高精端的新产品。
与其努着劲做出好东西便宜外贸那帮人，让他们吃的肚儿溜圆，完成业绩目标。
还不如干脆就省点力气，多生产些技术要求低，成本优势明显的大路货，走内销途径更实惠。
也省得现有工人们天天因为待遇福利差发牢骚，抱怨入错了行啊。
不过实际上也得说，这些工艺美术行业的厂家，虽然手上没钱，可真正家底儿还是很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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